我是一盏铁皮马灯，灯座上的锈迹像圈年轮，刻着1947年的冬夜。那年在孟良崮战役的战壕里，通讯员小王就是提着我，在雪地里跑了三里地，把作战命令送到了前沿阵地。如今我住在沂蒙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，玻璃上总印着参观者的手掌印——直到那天，穿深蓝色工装的人来跟我说：“老伙计，要请你去上海参展了。”
打包时，他们比当年的司号员还细心
离开展柜的早上，馆里的张馆长亲自盯着。一个戴白手套的年轻人蹲下来，手指在我灯罩的裂痕处停了停——那道缝是当年流弹擦过留下的，玻璃没碎，但永远留了道月牙形的疤。“这个位置得单独护着。”他跟同事说。
展开剩余74%他们先给我套了层软绸布，绸布滑溜溜的，不像当年裹我的粗棉布那么扎手。然后用一种带小气泡的塑料膜缠了三层，缠到灯罩时，年轻人特意放慢了速度，气泡被他轻轻按平，刚好裹住那道裂痕，既没压着，又没留空隙。最后，我被放进一个铺着绒布的木盒里，盒底有个和我底座形状一模一样的凹槽，卡进去时“咔哒”一声，稳得像长在了地里。
“这灯的铁皮薄，边角都磨透了，运输时不能有半点磕碰。”张馆长摸着木盒的边缘，声音有点哑，“当年它陪战士们熬过了最冷的冬天，现在咱们得让它体面地出门。”
路上的“恒温小窝”，比战壕里暖和
我被抬进一辆白色的货车。车厢里不像外面那么冷，墙上挂着个小屏幕，红数字跳来跳去：“温度18℃，湿度50%”。押送的李师傅说，这是“恒温车厢”，不管外面是刮风还是下雪，里面都跟春天似的。
车开起来时，我没感觉到颠。当年在战壕里，小王提着我跑，灯芯总晃得厉害，煤油都溅出来过。可这次，木盒安安静静的，连灯罩上的气泡膜都没动一下。李师傅每隔两小时就进来一次，手里拿着个像听诊器的东西，贴在木盒上听。“这叫震动检测仪，”他跟同行的年轻人解释，“超过0.1G就得停车检查，这灯可是从枪林弹雨里活下来的，不能在咱手上受委屈。”
过长江大桥时，车停了。李师傅打开车厢门，我透过木盒的缝隙看见江水在底下流，太阳照在水面上，亮得晃眼。“当年解放军过长江，夜里靠的就是这样的马灯照路。”他突然说，像是在跟我说话，“现在路好走了，灯不用再照夜路了，但得让更多人知道它照过的路。”
进馆前，他们给我“缓口气”的时间
到上海的纪念馆时，天已经黑了。他们没立刻把我搬进去，而是让货车在门口停了半小时，车厢门开了道缝。李师傅说，这是让我慢慢适应新地方的空气，“就像人到了新地方，得先喘口气”。
卸车时，四个人围着木盒，脚步放得轻轻的，像怕踩疼地上的影子。进馆时要上三级台阶，他们特意用木板搭了个斜坡，木盒在斜坡上滑得稳稳的，没颠簸一下。我听见馆里的人说：“这灯可是‘活历史’，运输的时候，连包装材料都是无酸的，怕锈迹被腐蚀了。”
拆木盒时，张馆长也在。年轻人用镊子轻轻挑开固定绸布的棉线，动作比当年小王擦灯时还轻。当灯光重新照在我身上，我看见玻璃展柜里铺着红色的绒布，旁边摆着张老照片——照片里，小王正举着我，雪落在他的棉帽上，灯芯的光映着他冻红的脸。
开展那天，有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在我面前站了很久。他指着我灯罩上的裂痕，跟身边的孩子说：“当年我爹就是提着这样的灯，把弹药送往前线的。”孩子问：“爷爷，它从山东来，路上累不累呀？”
我想告诉孩子，不累。因为路上的每一个人，都像当年保护我、使用我的战士们一样，把我当成了会说话的老伙计。他们让我知道，有些光亮，就算过了七十多年，依然能被稳稳地护着，照向更远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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